黄进发
纪念是点算得失成败
丽玲房里贴着一张64的海报，我每次去那里都不禁多望一眼。王维林当然挡不住要辗毙自由的坦克，现在也不知下落了；可是，铁做的坦克也会与草木同朽，他肉做的身影却总会在每一个年代触动一些人心。学校里没听到什么64的纪念活动，虽然国际学生中中国来的最多。528呢，又要怎么纪念？这个日期之于2001年绑过黄丝带的人，就大概象64之于1989年去过天安门的人一样。有人从此沉默，有人认定翻案是不可能的，有人为罪行和罪犯开脱，但是，当初发生和坚持过什么，总会还有人记得和相信。
家伟倡议大家各自在世界不同角落，从吉隆坡到台北 ，从澳洲到英国，做一点什么事来纪念。我们Essex这里约了一些国际同学，528当晚一起把酒吃饭，谈谈彼此国内的媒体自由，再点点蜡烛提醒远方的‘坦克司令’：我们没有忘记更没有原谅。然而，纪念的最大意义，不是要让别人知道和不忘，而是要让自己能够鉴往知来。三年下来，也是时候我们点算一下自己的得失成败。
WAMI
先从罢写作者的角度谈起，‘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成员既然拒绝替党营和党私报章撰稿，又坚持不是实质封笔，挑战便是如何摆脱对罢写四报的依赖，绕过它们去面向读者。这是个人的第一个评估标准。
三年下来，看来要写的人都找到地方写了。要写给报章，选择包括像杨善勇般一开始便进军光华，象李万千、沈观仰、唐南发般去malaysiakini面向国英文读者，象庄迪澎般投稿外国中文报章，象许多作者般支持劲报评论。东方日报一年半前创刊后，除了少数被内政部和‘关系机构’点名的作者，一周七天数十个栏位更是提供了更多空间。在杂志期刊方面，有小辣椒、人文杂志、民间评论等多种可以投稿。要结集出书，有大将、燧人氏、大众科技、新希望、破媒体等出版社可以考虑，也有杨白杨自印自卖的成功范例。要转战网络，选择无限，评论人自设的网站包括自由媒体、MALVU和之前的时代报。就突围而言，感谢各方因缘，我认为WAMI可算成功。前两年的528，放弃罢写之议曾引起相当讨论，三年后非常明显，这已纯属个人选择，不必借苍生之名。
中文评论人社群
三年前，528报变之所以会激起波澜壮阔的抗议和抵制，除了华社对社群独立机制包括华文报的感情与危机意识，收购-垄断集团控制舆论的动机与前科，华团的支援与领导，媒体界本身的强烈反弹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客观形势，这股反对力量的代言人并非新闻从业员的工会NUJ，而是独立撰稿人的WAMI。WAMI的公信力，除了来自不受薪的自由，更是评论人社群在华文报言论版长期建言所累积下来的社会信任。没有90年代两家报业集团对言论的重视，以定期专栏或特约评论培养评论人（许多同时效力两报）和其读者群，2001年的报殇可能就少了这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勤王军。
我的第二个评估标准，因此是撰稿人作为一种文化职业，从业余转向半专业、专业的程度。在外国， 撰稿人有些聘于媒体，有些通过代理一稿多投给不同对象的媒体为生（所谓syndicate writers），有些则厕身大学或其他专业。马来西亚中文撰稿要朝向专业化，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开放的发表空间；第二，有竞争性的待遇；第三，专业化的书写与意识。这三者互相关联：发表空间开放才有可能逼使媒体在待遇上展开竞争，待遇改善才有可能滋养和吸引健笔，素质提高才有可能吸引更多读者来打开空间。
东方日报的出现和成长，让WAMI成员可以选择要不要替一家– 但不是那一家– 相对独立的全国性华文日报撰稿。如何在对东方日报的客观依赖上，主观地保持独立和批判性，以促进而不被卷入华文报业的竞争，是WAMI 必须正视的严肃挑战。WAMI三年来增加了唐南发、傅向红、曾剑鸣、MKSOW等几支健笔，WAMI以外也有一些新作者冒起；但大马中文评论–WAMI内外都好–整体质量的变化，我人在国外不敢评估。至于评论人对本身‘行业’的认同与期许，如果WAMI的组织性可以是这种意识的成长指标，那么我们来路实在方长。
中文报业
我的第三个标准，跨过评论界，是中文报业的生态。528的最原始目标是防守性的，希望阻止马华收购以保持中文报业原状；因为阻止不成，目标就从防守变成反攻。让原状‘复辟’的两手策略是市场上‘坚壁清野’，政治上‘围魏救赵’，希望双重抵制能够逼马华放手。由于马华是与南洋的对手星洲联手收购，市场抵制成败都好，星洲几乎必然得利 ，分别只是马华贴多少。在大选中，马华只蒙受小挫，32个收购派中委中参选的只有黄家泉和何掌醒两人落选，说明在媒体本身被控制后，要以政治力量救济媒体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华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会以政治为主要考量放弃南洋报业。除非大局变化，南洋‘复辟’不是528运动可以企及的目标，原则上固然应该继续争取，但心理上不应该有不实际预期。南洋兴衰在于读者好恶，读者好恶在于南洋怎样证明自己有多大程度不是党报，而后者则取决于内部编采人员在马华与南洋利益之间的认识与取舍。
虽然复辟不成，因为东方的崛起，528运动所要反对的行业垄断终于功败垂成。星洲集团和被收购的南洋报业为了把新生的对手捏死于襁褓之中，公然联手干预派报业的营运自由，显示这个卡特尔已不在乎掩饰四报一家的现实。虽然市场自由受到如此明目张胆的侵犯，但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反垄断法例可援，东方现在能站稳阵脚是奋力自保的结果。与此同时，528运动所揭举的‘反收购、反垄断’大旗，对新报章的诞生和生存，应该不无鼓励作用。
整体而言，中文报业并没有因为重新恢复的商业竞争而争回528之前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程度。在528之前，我们只听说过评论人被报馆封杀；528之后，据说内政部和其外部顾问常常直接下令报馆不能让那一些评论人见报，杨白杨、吕坚强、杨凯斌、庄迪澎、黄进发乃至文风相对稳健的冯玖玲、陈美萍等都在封杀之列。而华教等传统牵动华社民心的课题在大选前几近消失，除了因为董教总本身调整路线，更大原因恐怕是政府控制华文报的手法越加纯熟，有形化为无形。国民服务的各种丑闻，在大选后才在媒体爆发，便是明证。
中文报业不能恢复之前的自由度，除了或许因为新报章市场实力悬殊，未足为患；恐怕也是后报变的心理效应。在马华入主南洋后，政治干预已经成为规律，不听话的报章只有被收购或被吊销准证的选择，报馆业主和编采高层能不胆寒？528运动希望维持华文报之前的相对自由，却显然无力阻狂澜；然而，形势的演变也反证了：如果没有它，自由恐怕只会消失得更快。
理念与精神
我的第四个标准是，528在中文报业以外到底留了什么给我们。除了具体的目标，它有什么超越一时一地一事件的普世理念吗？我们可以从中提升出什么抽象的精神，作为国家、社会变革的方向吗？
为什么我们要反对马华收购南洋商报？这是基于经验判断：党营报章会因为追随党的政治立场而最终被读者遗弃而消亡。所以，为了自己的阅报旨趣，为了南洋的存亡，我们反对马华买南洋。然而，这能不能、应不应上升成为原则—所有政党都禁止办报？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在英国，电视因为其普及性和影响力，是不许有政党立场的，以便公众会得到更客观的资讯；但是，报纸则不在此限，一个左派的人可以终其一生不看一份右派的报纸，只听同流的言论，反之亦然。马来西亚执政党控制报章的祸患清楚不过，但是，这是只有执政党能够办报，还是政党办报的结果？我们没有多党办报的经验，也不曾有理论性或援引各国经验的辩论。到底政党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选择，还是让公民变得偏执？到底政党的角色应被允许扩大还是要受到限制？这个命题可以有很深远的影响，不止关系政党拥有媒体的权利，还关系公职人员应否有党籍的问题。（在美国，司法官员是有党籍的，有些甚至是选举产生的；另一些市政府的选举却只允许个人而非政党参加。）遗憾的，528不曾引起这方面的思考，莫说辩论。
被反对政党办报诉求遮盖的，其实是各语文自由媒体工作者的一个共识：反对内政部准证（KDN）。办报之前要申请 KDN，批准之后每年要申请更新，这是变相的报禁，以‘入场障碍’（Barriers of Entry）人工制造媒体业的寡头控制。 没有KDN，执政党买再多报纸也没有用，因为如果读者读不到他们要的新闻，新的报章就会涌现淘汰掉失败的党报。可以说，没有KDN，就没有马华买南洋的诱因。然而，528的主要诉求只是‘反收购，反垄断’，而始终未及于‘反准证（反报禁）’。这固然是因为收购和垄断是新的挑战，容易明白；想深一层，这何尝不是反映了528运动本身的保守性（我并非否定群众—包括华团—基础的限制）？如上所述，我们的原始目标是防守性的，然后不得已变成反攻性；追求比原来更大的媒体自由，可能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并不在这场运动的议程里。这种现实性可以理解：要求（马哈迪）政府开放媒体是不可能的目标，阻止马华和星洲联手垄断华文报（甚至要他们吞下后再吐出来）却不完全如此。三年后的今天，后者看起来绝不比前者多一份可能。没有媒体的造势，南洋报业不可能独自解放，中文报（包括东方）不可能重新独享之前的相对自由—各语文媒体要么一起重获自由，要么一起（程度越来越接近地）被控制！回顾过去三年，528无疑让相信自由的中文媒体工作者和其他语文的同道更加亲近，但并未能推出一个如同‘废除报禁（KDN）’之类的共同诉求。
‘废除KDN’的意义其实跨越媒体，因为它象征打破‘入场障碍’。缺乏竞争，从入场障碍到入场后的不平等竞争，不正是马来西亚许多问题—从大选、国产车、环宇电视、大道工程、到地方政府—的症结？阿都拉至今只是让国家回到马哈迪之前的协和（consociation），同时以攻击贪污来消除专制统治的弊端，并没有在体制上推动民主化之意。然而，亲民倡廉并不能解决竞争不足的种种问题，骄横和贪污只是其中大者；倒过来，高度竞争虽然未必能提升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却应该足够把贪污者和无能者一起扫地出门。大选成绩证明，阿都拉的柔性统治手法深入人心，有效地减低了国人对前朝骄贪政风的不满；然而，如果体制上依然钳制竞争，这不过是回归好家长式的人治而已。因此，528运动如果植根在开放竞争的思想上，这不但是争取媒体自由的明确方向，也更能和选举改革、公共决策改革、反朋党等民主化诉求接轨。
今天马来西亚的垄断势力，很多完全依赖入场障碍或者不公平限制；一旦开放竞争，它们很快就打回原形。然而，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最终将让弱者逐一被淘汰，让强者垄断。这不仅对弱势的竞争者不力，从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制衡也同时消失。因此，开放竞争如果没有同时限制垄断，和入场障碍一样，最终都将制造寡头或垄断集团，不同的只是后者是不是凭实力脱颖而出而已。开放竞争而同时限制垄断，才有可能确保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制衡永远存在，以保障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多元性。528的第二个诉求‘反垄断’因此正可以对治节制无度的竞争。
集体行动难题
社会运动人越来越少的时候，问题多数不止是动员能力而已，往往更需要反思。528如果一年比一年冷清，我以为也许正反映了当初参与者对参与结果的预期。这场运动是以保守的防守性目标开始，渐渐随着形势演变不得不变成反攻性。当反攻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个人参与成为运动成败之间的关键的可能性也就更低，难免很多人会有‘少我一人不少’的结论。如果你相信人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以成效为做事的考虑；那么，528运动今天面对的挑战，和六四后中国民运的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参看Mancur Olson (1965) 的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一个是保留原来已失去吸引力的目标，看着人数逐年稀少； 另一个是修订原来的目标，调整预期，希望藉此凝聚中坚分子，重新出发。
如上所论，以民意逼马华吐出南洋在大选后已经变得不可能，至少不比要求政府废除KDN这个实质报禁更有可能；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放弃前者，以相对进取、全民的后者取代，把运动的施压重点从马华转为阿都拉？为什么‘废除KDN！’这样一个更大胆的目标会更有吸引力？
这里有三个论点：第一、它简单明确，有机会成为各语文自由媒体工作者诉求的单一共同指标，容易成为焦点。第二、强人虽去，我国的体制和法例其实迫切需要民主化，时时刻刻威胁媒体的KDN应该成为重点诉求之一。如果能够，阿都拉当然不会想放弃这个权力，但开放报禁并不会让当政者一夜之间失去喉舌，因此比起要求巫统马华卖掉报章、电视台绝对更有可能。阿都拉会不会需要在启动民主化进程和任其改良牌形象破产中二者取一，关键当然在民间争取自由和民主化的呼声有多高。第三，这个目标虽大，却可以分成阶段，切成小块，从华社内部的讨论、教育，到跨语文的串联，从理论到动员，在在都是目标可以明确、‘少你一个就少，多你一个很多’的工作。
种种的构想当然也可能是始终没有落实的新年愿望，因为可能大家都累了，或者大家都满意眼前的有限空间，或者大家都在等待下一届大选或其他更好的时机。。。果其如此，除非我们愿意承认，这就是528运动所能展现的最佳状态，不然，第一迫切的工作或许是对内的灵魂搜寻，反思自己作为评论人的价值与意识。
是为纪念。我们明年再回首。
马来西亚时间
2004年5月28日02时 00分完稿
2004年5月28日08时 30分修订
英格兰。东塞客思郡。考切斯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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